就是说，结婚以后，吴玉花的性格慢慢的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和其它女工没什么不同，就是她们其中一员。只有一件事叫我理解不了，就是她和刘秀英的关系还是有些紧张，对她不依不饶，特别有件事，下手也太狠了，这可关系的人家的前途。

她毕竟是我们的媒人。

那是结婚不久，也就半年稍多点，有一阵子她常回来说她干的活不对。

“怎么不对了？”我问。

她的意思是说，本来她没干那么多废品，可到了月底统计出来却干了很多废品。

“怎么这么多废品呢？”

怀疑刘秀英给她换了件。

“不可能吧？”我说。

她看我一眼，意味深长，但什么也没说。

当时，虽然还没施行计件工资，干多干少都拿一样的钱，废品也不罚款，但已经开始考核定额，质量指标也在考核之列。虽然没和工资挂钩，但荣誉放在那儿。大家都很重视。

前面说过，她和刘秀英干一台床子，刘秀英接她的班。白班有质检员，正品、废品检查过了立马入库，或者转下道工序。她和刘秀英干一台床子很长时间。说问题出在上夜班，她上四点班，刘秀英上零点班，夜班没有检查员，两个班活都要等白班检查员处理。

还问我：“你知道她为什么给我换活？”

我说“不可能吧，”又问她“为什么？”

“因为车间里开会说了，要从我们几个干的时间长的老娘们中提拔个检查员，她说过好几次了，她想当。你想，想当检查员的人却屡出废品，怎么能当的上？这才换活，把废品换给我……”

我还说：“不可能……”又有些将信将疑。

她回家继续说：“不对呀，没记得有那么多废品，怎么这么多废品呢？”

但又说，就是这样她也没向检查员和车间反映，各人用各人的料架，没有真凭实据不能冤枉人的……

又这么说。

我说：“就是呀，搞明白了再说吧！”

她说：“只有这样了。”

从那，告诉我，她要做记号，在另件端面打钢字。情况还是时好时坏，废品还是多。又动员上班的人也打记号，人家嫌麻烦不打，还买了两包卫生纸贿赂人家。这次下定决心，不但要打最小号钢字，还在另件最不起眼的地方点上一滴米粒大的绿漆。情况终于水落石出，刘秀英果然换了另件。

但她并没声张，只和刘秀英做了对质，说那天刘秀英羞得脸都红了，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还一再向她道嫌。

事情就这样过去，说没再给她扩大。

我也劝她：“算了吧，权当报答人家，再说，她又竟争检查员，要和车间汇报了，怎么能当上检查员？”

她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又说，“这件事你就甭管了！”

也没再问，以后也没闹出什么事来。

事情过去两个月，有个星期天，她怀孕了，那个星期天我歇大班。她在家里就想吐，想出去卖点什么想吃的，顺便溜达溜达。

我说：“你去吧！”

那天，心情特别好，可能因为她怀孕了，也可能因为别的。比如我是农村人，现在不但在厂里安了家，还有了自已的房子，和我一块进厂的那群临时工没有不羡慕我的。可能最主要还是吴玉花怀孕了，而且安规定生的孩子，又是非农业户口，这就说明我彻底和农村脱钩了。一种快要当爹的喜悦裹挟着我。再说，当时父母年纪也不大，平时除了交上该给的也不用照顾他们，老家的事老二、老三全管了。最主要那天是星期天，星期六就歇了班，因为歇了一天全歇过来了——何况二十五六岁的年纪想高兴也不用什么理由。

一高兴就想洗衣服，在这以前还是吴玉花洗得多，现在她怀孕了，就想多干点，替她洗衣服，把能洗得都洗了，包括枕头套在内。在屋里转了转，从厕所拿出大盆放在地上，准备洗。拆下枕头套，有张纸条掉出来，叠着——拆开，是吴玉花写的，说得就是刘秀英换零件的事。别看她人长得不怎么样，字还写的不错，虽然草稿但条理清晰，把那件事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她为什么打记号，用的几号钢字，记号打在什么位置，和谁交接班。件号是多少，产品名称，正品率、废品率、返修率、等等；还有批次、班次、检查员是谁，以检查单为据，包括点漆的事也写上了，反正证据确凿，刘秀英换了另件。抬头是车间领导，落款：吴玉花。

日期就是那段日子的某一天。

我如五雷轰顶，没想到她还有这一手，以前说的都是放的烟幕弹，背地里却分明在打小报告，这是留下的草稿。我本想把枕头套重新封好，又觉得已经拿下来就洗了吧，扔进洗衣盆里。

等我把一切弄好，准备洗的时候，她突然回来了。见我要洗衣服，好像突然回过神来，冲进卧室，马上又出来，倚在门框上问我：“你要洗衣服？”

我说：“啊……”

“没发现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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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头套里！”

“没有啊！”

她不信，过来捞出来掏，什么也没掏着，又放摁进盆里。我心里直乐，嘴上却说：“找什么呀，你想洗？”

看样子怀孕的人就是容易疲劳，又在反应阶段，倚着门框伸个懒腰说：“还是你洗吧，我有点困，想躺一会儿……”

进了卧室关上门。

那张纸条早从下水道冲走了。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和刘秀英两口子的关系。也不是事后诸葛亮，那段时间郝强见了我好像没有以前热情了，听吴玉花说，车间里没从她们这群老娘们里选检查员，是从别的车间提了一个中专生。刘秀英没当上检查员是不是因为吴玉花这封信不好说，但有点可以肯定，如果她真把这封信交到车间手里，对刘秀英肯定没好处。

这种证据可不能留着。

以后如果叫郝强知道可怎么向他交待。

虽说这种可能万不之一，也不得不防。

凭心而论，吴玉花这件事虽然做的不地道，也仅此一件，刘秀英做的也过分。但话又说回来，再怎么着，也不该打小报告，如果刘秀英真因为这件事没当上检查员，怎么说对人家也是亏欠。

人家毕竟给当过媒人。

除了刘秀英，吴玉花对她妈的态度始终也没松动。她生孩子，我请了三天假在医院陪她，从医院回来，她妈不知听谁说的生了孩子，送来100个鸡蛋和二十块钱。见这种情况，她妈走后，我说，“要不这几天，请你妈来帮忙照顾你一下！”

可能因为刚送来鸡蛋，这次没对我横眉坚目，只说，“不用，我自已能行！”又说，她妈生她三妹，生在裤裆里，那儿也没去现在不也挺好的？

见她这样，我没坚持，第二天就上班去了。当时的产假五十六天，产假一过吴玉花就去上班。头几个月还行，孩子只知道睡觉，包在小被子里不大动弹，再说，还有两次喂奶时间，上午下午各一次，正好回来照看一下。六七个月学着翻身就不行了，必须有人看着，不能把一个人放在家里，宿舍楼里有个女工，孩子七八个月大，因为没人看，放在家里，那天可能饿了，自已从小被里挣出来，一翻身头朝下正好憋在枕头上，要不是女工恰巧回来喂奶，说不定就憋死了。听说脸都憋紫了，费了好大劲才缓过来。

叫这件事吓的，只好回家请母亲帮忙，其实母亲也一大堆事，别的不说，光做四五口人的饭她就走不开。当时，二弟已经结婚，可在农村新媳妇都爱干净，只要有婆婆头一二年都不做饭，当时还烧柴禾灶，扒灶灰确实很脏。分家是父亲和舅舅虽然都说过，只要一结婚就分出去单过，但农村里有个不成文的习惯，怎么也要在大家里过个年才能分出去。二弟也是春天结的婚，比我晚，好像是四五月份，就是说他分出去最少也要等到第二年过完年。

父亲对我说，叫我去找二弟商量，叫他做他媳妇工作，看母亲能不能到城里给我看孩子。父亲说：“现在又没分家，要是分了家，我和你三弟怎么也能对付，可人家刚嫁过来，怎么好意思叫人家动烟火，就是不用她干，这么大的事也要征求她意见。我明白父亲的意思，马上去找二弟，二弟当然没得说，说，“就叫咱娘去吧，家里的事有我们呢？”

又问她媳妇：“你说呢？”

兄弟媳妇说：“大哥，你就领着咱娘去吧，家里做饭的事有我呢！”

没想到事情这么痛快，回来和父亲说，父亲笑了笑没说话。后来才知道，虽然二弟的婚事是媒人介绍的，但认识之后是自己谈的。二弟长得比我高，身材也魁梧，说话也来得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长得帅，兄弟媳妇确实相中了，可二弟一开始没大相中她，她费了好大劲才追上二弟的。

事情就是这样，多方面牵扯着，要不是二弟长得帅，媳妇追得他而是反过他追的媳妇，说不定兄弟媳妇就不会同意了。再说，当时才单干，家里的农活也多，我又分出去了，又远在城里，平时帮不上家里什么忙。在当时情况下，还没有结婚以后家里老人来给看孩子的说法。

运气真的不错。

即便这样，母亲也没呆多长时间，在城里呆了半年多，过去年就回去了，家里确实太忙离不开她。厂里幼儿园也有规定，只要小孩会走路了就可以上幼儿园。女儿走路早，十个月就开始学走路，上幼儿园走路已经很好了。

母亲回去以后，把她送进幼儿园。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和吴玉花在厂里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因为厂里女工多，就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也不会照顾你上长白班，还是三班或者两班倒。上白班还好说，虽然规定上了幼儿园就没有喂奶时间，但像这种女工，车间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虽没说允许你回去照顾孩子，也不阻止。因为刚上幼儿园，又刚摘了奶，女儿不习惯吃饭，幼儿园孩子又多，阿姨根本管不过来，吴玉花就瞅空上午下午各去一次给女儿喂奶。

坚持了两三个月，女儿才习惯过来。

所以，只要她上白班，基本上就不大用我管，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是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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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是她上夜班，女儿晚上找妈妈，怎么哄都不行，女儿气性大哭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好办法，只好抱在怀里颠她，这招还真灵，颠着颠着就睡着了，这才放下。可刚放下又醒了，赶紧再颠，睡着才再放下，要不醒就证明没事了，如果还醒还哭就说明出现状况了。不外乎三种：一是饿了、渴了，二是拉了、尿了，三是生病了。赶紧排除，先喂水喂饭，还不行就赶紧换褯子，一定是拉了尿了。再不行就怀疑生病了，马上量体温。

如果体温不高，她闹腾够了，吃了喝了，拉了尿了，歪在我怀里就睡着了。往往吴玉花下班了，还没把孩子放下，抱在怀里，孩子睡了，我也睡了。

上零点班更不用说了，一晚上都提心吊胆，生怕吴玉花走了，孩子要是闹腾我就不用睡了。

问题是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出大力。

即便这样，也扛过来了，现在想来有点不可思议。可能是我们知足，或者什么也不懂，认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其实现在看来这么说也对，不管什么生活都是按它本来面目进行的，所谓知足者常乐，就是这个道理。

女儿三四岁就很乖了，不管在幼儿园还是在家里都很听话，知道妈妈去上夜班，就不找妈妈，不哭也不闹，洗洗脚就睡了。上零点，做梦，也说“妈妈、妈妈”，醒来看看妈妈不在也就不找了。

所以，有了孩子，工作上我们也没耽误。女儿两三岁的时候，吴玉花回来说，车间里和她说了，叫她带徒弟，我说：“这样好啊，可经叫徒弟干，你可能休息、休息了！”

她说：“好是好，就是叫我换机床……”

吴玉花从进厂就干c615车床，这是种小机床，虽然装卸活频繁些，和大机床比起来，还是轻快。这次车间虽说叫她带徒弟，却要把她和刘秀英都调到c620机床上了。吴玉花笑着说：“俺俩算是摽上了，车间里也知道我们有矛盾，调就一块调，带徒弟就一块带！”

我问：“她也带徒弟？”

“是呀，她也带！”又说，“你不知道，厂里刚来批新工人，光们车间就分去三四十个呢？”

我说：“我哪里知道，光干活就累死了！”

她说：“带上徒弟，肯定比一个人干轻快……”

“那当然了，”我说，“还是带吧……”

记得那是秋天，时间不长天就冷了。吴玉花回来直抱怨，说不该换床子，说大床子车速太快了，干的活也大，机床旋转起来带起来的风，能把人的半边脸割掉，直呼上当！我试探着问：“能不能换回去！”

她说：“你想得美，换了就是换了，可能是车间领导怕我们不同意才叫我们带徒弟吧！”

她这么说，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再说，除了家里的事，我最操心的还是在车间干活。我每天面对着砂堆、砂箱、模型、铁杵、锨、筛子、铸件、水管子，要是开炉，头上顶上破褂子，上面烧得全是窟窿。当时，车间用的是座五吨冲天炉，开炉的时候，三四十个人早就披挂整齐，小铁瓢一个人端着，大铁包两个人抬着，排队等在冲天炉前。听见哨子响就做好准备，接上铁水，一路小跑来到砂箱前，把铁水倒上，又小跑着回去，大约两个多小时才能把活干完。稍一休息，以起砂箱，全干完了，累的吃奶的劲都没有了。穿着裤头在水管上把汗水冲干净，东到西歪躺在砂堆上。

这是天热的时候。

天冷就不能在水管上吹了，敞开怀对着吹风机，凉快透了才系上扣子坐在砂堆上。

吴玉花也比我好不了那里去，那年冬天，特别冷，她手指头冻的小罗卜似的。干车床不能戴手套，这样反而更不安全，特别冬天，又加上车床要用冷却液，动一动那儿都是凉的。她说低速还好，就怕高速，旋转起来的风带着水真能把半边脸割掉。她必须手把手拿起工件夹在卡盘上，再手把手操作把手和手轮，精车或者半精车要用冷却液，水珠溅在脸上、手上、到处都是凉的、冰的。她拿起铁勾子勾铁屑、磨刀、压刀、擦拭机床，摆件、交活、领料。一天下来回到家，我身上是糊七燎八的生铁味，她身上是混杂着铁腥气的机油味。当时都不在车间换工作服，是当工人光荣的年代，上下班都穿工作服。好像要把这种光荣要带到全世界，自然也包括家里。

干什么工种家里就是什么味。

我曾问她：“不是有徒弟吗？”

她说：“别提徒弟了，跟了不到一个月就自己顶岗了！”

厂里确实忙，上了新项目，人手真不够用的。

也不能说什么。

所以把这些告诉大家，只想说明那时候真的吃了不少苦，受了很多罪。本来，下岗以后，日子逐渐好了，应该珍惜这些，就是不能忘本。要知道自已以前是干什么的，是什么人，哪些事情该干，哪些事情不该干，始终牢记自已本色。可不幸的是，这些似乎全忘了，才干了那么多荒唐事。

尤其是我，有段日子连自已姓什么都忘了。

唉！

这是后话，咱慢慢说。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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