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冬平/摄影家

和树勇喝酒很爽。

树勇酒量很大，酒风也很好，和他喝酒你不用劝，他自己都能喝高了。

记得我们刚认识那会儿，有时是我约他，有时是他想喝酒了自己撞上门来。一瓶一斤的白酒基本上就干了（自然是他喝得多一些），一瓶一斤半的杜松子酒或伏特加酒就剩一个底儿——那是他不好意思喝了。有一年冬天，树勇从我这儿喝完酒骑车回家，我住蓟门桥东南，他住蓟门桥西北，直线距离不过一公里多点。那天不记得我们喝了多少，后来听他说骑到电影学院就走不动了，在路边的枯草地上倒头就睡，不知过了多久，醒来一看，天亮了，身上落了一层雪花儿。

和树勇喝酒最爽的其实是听他聊天，他两杯酒下肚后就有聊不完的话题。树勇博览群书，文学自然是他的看家本事（他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对历史和哲学也有钻研。更难得的是他能把读过的书融会贯通，最终形成自己独到的观点，并能用十分浅显的语言表述出来。他编过很多书，如《新中国大博览》、《旧中国大博览》、《世界兵器大博览》，等等，很多。所以说起各种趣闻轶事甚至飞机军舰和长枪短炮也都如数家珍。有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当时还在《中国摄影》当编辑的曾星明躺在我家的长沙发上听树勇聊天。那天树勇好像从世界美术史讲到世界摄影史再讲到摄影，一直聊到夜里两点多。曾星明起身拍拍肚子说：“我在《中国摄影》那么多年了，今天刚明白什么是摄影。”

树勇和我聊摄影可能是最多的了，这些年来的确受益匪浅。只可惜我天生愚钝，记性不好又不善理论，不然这么多年的熏陶，怎么也能“熏”成半个“理论家”了。现在想想，有一件事是挺遗憾的：当初如果有心的话，真应该准备一台录音机，把树勇的那些高论录下来，整理出来肯定是一本很棒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