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我想要交待几句话，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呢？我是想让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段历史的人们知道，当时我们国家和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处在一种怎样的国际环境下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从今天的观点看，毛主席对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似乎看得过于严重了。但是，对于备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而刚刚获得独立解放的新中国来说，她的领袖在严峻的国际局势中，警惕地注视着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从有备无患着眼，对于战争因素估计高一些，也在常理之中。对国内工作毛主席那样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以致铸成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除了他主观方面对党内、国内情况作了错误估计这一主要原因外，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恐怕对他的思想不是没有影响的。

现在再说参加”四清”的事。1964年12月中旬至1965年1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在”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的基础上总结了运动中新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南翔同志向几位书记传达会议精神时说：”原来的文件草稿是十七条，经过讨论增加到二十三条。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在讨论中有争论。少奇同志认为，运动中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是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的交叉，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毛主席不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认为矛盾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工作方法上，毛主席不主张工作队人数太多，要发动和依靠群众，不要搞神神秘秘冷冷清清那一套，要解放四不清干部的大多数，打击面要小。”南翔说：”最后定稿的文件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修改的，有些重要的话，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对于传达中说的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争论，我感到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没有去多想；对于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意见的，认为主席关于运动的性质看法明确深刻，工作方法强调注意政策，依靠群众，团结多数，打击面要小，这些都是对的。因此，我感到高兴，认为我们带学生下乡搞”四清”有了更有力的思想和政策武器了，下乡前一定要组织大家好好学习。但对于主席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还没有搞得很清楚。下面的可能是指”四不清”干部，那么上面指的什么呢？标准是什么呢？后来我和何东昌同志在延庆曾就这个问题专门议论过，也没有搞清楚。”二十三条”下发后，北京市委把通县作为实施的重点，彭真同志、刘仁同志都亲自去那里调查研究、检查指导，经常蹲在那里领导运动的是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同志。为了学习”二十三条”，并为带学生下乡参加”四清”作准备，蒋南翔同志在1965年的3月份还带我们几位副书记专程到通县赵凡同志的点上参观学习，请他给我们讲了那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