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2月的信，没有得到中央的回答，而被中央文革的某些人转给了以蒯大富为代表的造反派。于是我们在劫难逃，被他们扣上”清华园的二月逆流”的帽子，在全校进行了批判。我和何东昌、胡健、艾知生四人被造反派实行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遭到残酷的、无休止的揪斗。这次写信的结局比上次给毛主席写信的结局更糟糕，是我没有料到的。作为共产党员、共和国公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能行使的这一点写信反映情况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十五作为王光美、彭真等同志的陪斗

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调查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这篇文章以清华为解剖对象，点了蒋南翔和党委几位副书记的名字，阐述的重点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八条”干部问题”套下来的，根本说不上调查研究，在我看来，完全脱离清华大学的实际。文章作者装模作样，似乎很尊重客观实际，尊重群众反映，实际上是凭主观臆造。把蒋南翔和几位副书记划为干部的第四类，即”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从根本上就错了。既然从这里开刀，各系的领导同志能不连上吗？是谁打击了一大片？我看是”调查员”自己。文章一发表，造反派加紧了对干部的批斗，许多人被迫亮相，被迫”控诉”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文章引发了师生对干部问题的大辩论。有的认为清华的多数或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主导方面。有的认为清华党委是搞修正主义的，干部队伍中许多人都是修正主义苗子，清华是烂掉的单位。由于观点的分歧，师生职工分成了两大派，”文化大革命”中清华两派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由这里开始的。

1967年4月10日一大早，有个学生模样的人通知我：”吃过早饭待在家里，不准到任何地方去。”大约9点钟，两个带红袖章的人来到我家里，要我跟他们走，出了楼门，这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像看管犯人一样，边走边吆喝：”快点走！”经过二校门，朝主楼方向走去。二校门已荡然无存，看着这空荡荡冷清清的景象，悲愤之感袭上心头。步履稍有缓慢，便被那两位带袖章的人训斥一番。过了动力系馆，东西马路上成群成行的人拥向主楼广场，我估计是开大会，是斗争会还是别的什么会不得而知。我一边走路，一边警惕地注意着人群中的议论。”王光美揪来了没有？王光美没揪来还开什么会？””还有彭真呢！”我明白这是斗争王光美和彭真同志的大会。要我来干什么？以我的身份和处境看，既不可能是会议的参加者，也不可能是大会的主要被斗者。我正在疑惑不解，已到了主楼后门口，押我的人引我走进了地下室。在地下室，那两个人命令我站在一个角落里，面对墙壁，不准左顾右盼。我当然不会完全听从他们。我一面仔细听着人们的说话，一面顺着墙壁缓慢地转动脖子，左顾右盼。突然我发现距我五米左右有几个带红袖章的人，骂骂咧咧，围着一个坐在木椅上的老人。是谁？光线昏暗，看不清楚。不知哪里有人吆喝了一声：”空气不好，把窗子打开透透气！”接着一个带红袖章穿军服的人，在我左边约两三米的地方，把一扇窗户打开。借着亮光，我看清了坐在木椅上的老人是彭真同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崇敬的领导人受侮辱，感情上完全接受不了，愤怒之火，烧颤了我的神经，我想叫，想吼，但自知无能为力，怒火压在肚子里，埋在心底里，身体有点哆嗦了。那两个看押我的人打了我一拳，嘟囔着：”老实点，动什么！”我镇静了下来，心想生气有什么用？于是我闭上了眼睛，想养养神，但脑细胞不听指挥，反而更加活跃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