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群说他们是搞”大辩论”。吴德同志讲话中说：”十几天来，清华根据主席的指示，大辩论搞得很好。”是这样吗？十几天来，哪一次会允许辩论过？开万人大会的这一天，我是被人拉到”工字厅”，坐在校政治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对面墙壁上张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看管我的人只准我面对这条标语，不准我改变坐向，当然更不准许到大会上发言。这难道是”大辩论”？迟群、谢静宜不是大大的”革命左派”吗？他们敢于让我和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同志作为辩论一方到大礼堂讲台上参加辩论吗？他们不敢。他们只能也只会用假话去欺骗世人。写到这里，我想摘录几句这次大会以后，12月10日迟群、谢静宜以清华大学党委名义向中央所作的《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情况的报告》中的话，看看他们是怎样欺骗世人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大辩论中，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我们给以充分的发言机会”，”不用感情代替政策，而始终是平心静气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虽然他们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我们还是坚持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看！讲得多漂亮啊！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政治骗子，不论在哪种社会里，这种人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两面人，干坏事，说假话。迟群、谢静宜不正是这种人吗？！

我从广播喇叭中仔细地收听了大会上每位伪证者兼批判者的证词和发言，实在感到惊讶和愤怒。因为那些所谓证词和批判发言没有哪个是真话，都是些谎言和秽语。他们说我们信中揭发的迟群的那些事都没有。迟的一位亲信说他们的迟群同志”艰苦朴素，公私分明”，”因为工作太忙，睡得太晚，有一次抽烟不慎是把公家的被子烧了个洞，但立刻作了赔偿”，并出示了总务部门的赔偿收据。惠宪钧同志是管后勤的，他最清楚，迟群没有赔偿一分一厘，会场上拿出的所谓”收据”，是他们临时制作的。这位亲信说他们的”迟群同志从来没闹过名誉地位”，攻击信中揭露的事实是”造谣诬蔑”。然而，正是这位亲信，每一次迟群闹起来，都是他跑着来叫：”刘冰，快去，迟群闹起来了”，或”快去，迟群又闹起来了”。会上作伪证的人说我反对毛主席是一贯的，甚至有人说我是一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这真是弥天大谎。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是任何假话都敢说，任何坏事都敢做的。会议在迟群的导演下开了一天，骂了我们一天，撒谎了一天，全校师生员工疲劳了一天。唯一的收获是刘冰等人的两封信被师生们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传播开来。

全校大会后，从19日开始，我和惠、柳、吕四人实际上被专了政。我的办公室的文件柜被贴上了封条，一些重要文件被抄走，每天上下班有人跟着。苗既英脑震荡的后遗症加重了，整天头痛、头晕，不能上班，但不准她请假，还要她上全天班。”革命左派”的迟、谢们，对于封建社会的株连政策运用自如。随着对我的专政，对苗既英的残酷折磨也加紧了，非要她拖着有病的身体，每天四次来往于十公寓到”工字厅”的路上。正常人这段路只需要步行15分钟，她要在路上休息几次，要用40分钟，每天160分钟，有几次她晕倒在路旁。无奈只好写信要我的一个侄女来京，每天搀扶着她上班。也就是从19日开始，我和惠、柳、吕三位同志被拉到各系轮流批斗。给我们戴上的帽子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罗列的罪状是：”否定教育革命，翻教育革命的案，算教育革命的账”、”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党、反毛主席”。就在发动各系轮流批斗我们四人的同时，开始点名批判教育部长周荣鑫。在数力系馆前和同方部院子里开辟了大字报区，并逐渐扩展到新水利馆院子里。迟、谢们通过北京市的领导命令各单位来清华看大字报，并在各单位逐渐展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新的”高潮”又来了。每天大批人马、人山人海涌向清华园。常常像耍猴一样，把我们拉到大字报区，名曰”看大字报”，实则让人们问长问短，进行围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