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我挑出来的那把八寸长的厨刀插在笔筒里，放在电脑桌上。写小说的时候，我经常停下来看一看这把厨刀，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它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对刀感起兴趣来。阳光从阳台外面照进来的时候，它时而会在光线里明亮一下。一点锃亮的光，就像火星一样，闪一下，消失了，再闪一下。

有一个下午我在梦里见到了一把斧头，正是张惠不知道从哪找到的，用来劈柴的斧头，它锃亮着，闪着光，锋刃向上竖立着。后来我梦见它自己飞了起来，它舞着，在夜里闪过一道一道神秘的光。

当我醒来之后，我看到笔筒里插着的那把厨刀，在阳光里晶亮地闪了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厨刀跟我记忆里的那把斧头联系在一起。我想，也许我有暴力倾向，我的母亲张惠曾经试图拿那把斧头砍死我父亲林宝山，这说明她是有一定暴力倾向的，我觉得我也有。我曾经认识的一个心理医生对我说过，杀人是每个人都有的。

从贾特来吃饭那天开始，我对做饭的兴趣高涨起来。除了写小说，我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照着网上美食论坛里的帖子做菜。

贾特那天对我做的菜大加赞赏，事后他说，要不是因为菜做得好，我也不会喝醉，还睡在你的床上。

我说你千万别有心理负担，你睡在我的床上，但一直很老实，即使我躺在你胳膊上，那也不是你的原因，是我主动的，我觉得它比枕头舒服。

贾特说，我知道我没做什么坏事。

我说，你也不能对我做什么坏事，你是我母亲的情人，我应该管你叫叔。

贾特说，那你为什么不管我叫叔，而叫我贾特？

我说，你这么认真做什么，叫什么不就是个称呼而已吗。

我们之间的关系飞快地熟起来。我已经能熟练使用贾特送我的那套日式厨刀了，为了把它们都派上用场，我根据刀们的类别采购跟它们匹配的原料，甚至我还开始学做面包，因为那套厨刀里有一把面包刀。每次做了新食物，我就把贾特叫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很暧昧，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总让我浮想联翩：他像一个叔叔，还像一个朋友，也像一个情人。我已经了解到了，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我缠着他，让他讲他离开母亲之后的感情经历，他说没有什么感情故事，我说不太可能，他说真的没有。我想，也许他有，只是不愿意说，也许真的没有。

我在他身边走来走去，有一次我绕到他身后，把胳膊从他颈上绕过去，抱着他的脖子，脸靠在他的头发上。他用他的手很轻地摸着我的手指，我们都没说话，持续了有半个小时。我突然变得有些悲伤，我说我这辈子除了你，再也没有亲人了。张惠自杀了，林宝山失踪了，爷爷去世了。

说完，我的泪就一颗一颗地掉下来，落到他的脖领里。我要求他留下来，陪我睡觉。他没有喝酒，坚持不再睡我的床，于是我睡床，他睡沙发。

半夜里，我从床上悄悄溜下来，蹲在沙发旁边看他，眼泪又一颗一颗地掉下来。他转了转脸，喉咙里发出一声含混的声响。第二天早饭时他问我说，昨晚你哭过是不是？我说你胡说什么啊，我睡得好好的，哭什么啊。他说，我好像觉得你蹲在我身边。我说，你可能是做梦了。

杨雪的那个瑞士情人回国了，他干脆住到了她家里。他们开始同居。据杨雪说，他给她的最美好的感觉是，他很会。

这个男人回国之后的主要工作是休假，杨雪每天中午都要回家给他做饭，她乐此不疲。他吃饱之后，杨雪继续回邮电局上班，他满街瞎逛。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是很不牢靠的，可是杨雪不顾一切，她说她看重的是过程，反正，我也不会再结婚了，傻瓜才离了再结呢，她说。

既然看重的是过程，那最好别弄出什么结果来，我的意思是这样。杨雪说，能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又不结婚。不结婚，结果这个词就不存在。现在，结婚是杨雪认为的最严重的结果。

可是秋天快过完的时候，杨雪怀孕了。我认为，这是个比结婚还要严重的结果。杨雪跟王海结婚五年，一直没要孩子，两人一致同意建立丁克家庭。可是，决定不要孩子跟有了孩子完全是两回事。

杨雪摸着肚子，在家里踱来踱去，说我打心眼里不想要孩子，要孩子没意思。

我说要孩子怎么没意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干脆跟瑞士人结婚吧。

杨雪苦恼地说，可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他结婚。

我说现在情况不同了，除非你打掉这个孩子。

杨雪说我怕疼。我疼怕了。

我想，我应该理解杨雪，她十六岁那年打掉过一个孩子，她说她疼怕了，应该不是假的。

因为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肚子里的这个小肉团，杨雪把这件事暂时瞒了下来。瑞士人对此一无所知。

贾特有一次带我去一家酒店吃饭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几个来历不明的人。当时我们在等电梯，这伙来历不明的人从电梯里出来，我敏感地发现，贾特握着我的手紧了一下。我们在公开场合经常牵着手，我有点把他当成情人了。对门的美院男生有一次来借盐，说你男朋友挺酷的。这个美院的男学生有时心血**地在屋子里做饭，每次都缺东少西。

贾特的手紧了一下，等我们走进电梯之后，我还发现他的手心出汗了。我说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刚才那伙人是干什么的？

贾特说，生意人呗，跟我一样。别问那么多，社会上的事情，你不懂。

我说，我不太习惯你们这样，弄得都像黑社会。

贾特那晚情绪很不好，喝了很多酒。饭后回到东方花园，他突然对我说，我曾经杀过人。

我哈哈地笑起来，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杀人是要偿命的，你杀过人，自己却到现在还活着，而且活得比普通人好，有钱有车，还有保镖。

贾特说，是啊，我也不明白，我怎么到现在还活着。我早就该死了。

我说，说说，你是怎么杀人的，杀的是什么样的人？

贾特说，说了你要做噩梦，还是不说吧。总之我杀过人，你不信？

我说，不信。你杀了人，还不找个地方躲起来，却天天这么招摇过市，你让我怎么信呢。

贾特说，我随时准备把这条命丢掉。

照贾特这句话的意思，他早已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了，既然不当回事，随时都能把它丢掉，他还弄那么多保镖做什么？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很在乎这条命的，他越是觉得这条命随时都能丢掉，就越是对它充满警惕。

不管怎么说，我对长达二十多年这期间他的所有事情一无所知。这段时间对我们彼此来说，是一段停滞了的时间，就像一段淤塞了的下水道，一截堵塞了的输卵管。

我说，我有一件事情问你，一九七九年，也就是你离开槐花洲之后，十月份，你有没有崴过脚？

贾特说，我想想。崴过，两个多月才好，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张惠告诉我的。关于她是怎么知道的我也不清楚。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自从你离开槐花洲，她就半步也没有离开那个鬼地方。她提起你的次数屈指可数，在我记忆里一共有两次，第一次，她很突然地告诉我说你崴了脚脖子。第二次，那年十二月，她说你那里下了一场暴雪，跟槐花洲的一样。她说的时候，槐花洲还没有下雪，但是半夜的确下了一场暴雪。她就是在那个暴雪之夜跑到山洞里把自己冻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