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宽妈说生产队长的脚金贵，显然也是说生产队长难得到陶家来坐，即使是家里有些篾匠做的器具坏了，也是由自己的家里人送过来修修补补的，也可以说生产队长的忙，虽然生产队长在级别上连个办事的科员都算不上，但在银井湾除了大队支书，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至少在自己的生产队里说一不二。就有这样的一个笑话吗，喝醉了酒吹牛，可以骂市长，骂高官，但绝对不敢去骂科长，同样的生产队长也不是大家都敢骂的。在自己的生产队里可谓是有着左右着一家人命运的权力，即使是即将要结束自己的权力的生产队长，真要是害谁，也还是有着很大的便利。生产队长平时对陶家的照顾，一则是看着陶宽爷爷曾经在外面走过，算是见识了世面的人，很多事情还是比别人看得更深远，再则，陶宽爷爷还是有机会去公社里找到人的，就是前几年，别人没有买到肉，他却买到了肉，而且还分给了林家，虽然当时生产队长有些好奇，但时间长了，就有人说了，陶宽爷爷找到了公社里的人，有了公社里的人打了招呼才有买到肉的机会。中国也是讲究人情的社会，有了人情就有了后来的事，至于这一点，生产队长对于陶宽爷爷还是有些顾忌的。随着时间的增长，陶宽爷爷虽然没有再有机会去接触公社里的人，但陶宽爹却替补的陶宽爷爷的缺失，生产队长还是愿意和陶家好的，在条件允许的时候，还是愿意去帮忙的，就拿今天来说吧，在银井湾不管是自己生产队里的哪一家都可以坐进去喝水，吃饭，就是别生产队里也可以坐进去，但要有陶家这般的客气却是不多。有了菜，就不可能不倒酒，况且陶宽爷爷已经把酒拎到桌子上了，彼此的推让只不过是礼节性的，倒酒是必然的，否则生产队长也不可能这个时候开到陶家。几番推让后，还是陶宽爷爷说得好听:我家里比不上你家的酒好，但也还是酒，实在不好喝，尝尝还是可以的。陶宽爷爷于是把酒瓶递到了生产队长面前，架不住陶宽爷爷的热情，生产队长还是用碗接了一小碗的酒，也就是一两多酒。既然把生产队长的碗倒好了酒，陶宽爷爷不可能自己不倒酒的，而且还得比生产队略微得多倒点，不能给生产队长倒酒，自己空着个碗来陪人家的，这样做也就是堵死了生产队长接下来喝酒聊天的路，更是农村里所不齿的，说得好听点叫省酒待客，说得难听的就是不让客人喝酒。有了酒，就得喝。喝酒的人也就是前几口酒觉得有些辣喉咙，到了后来也就没有了矜持，反而是彼此之间推杯换盏，层次加深，所有的感情都是从这样开始的，从古至今，只要是在中国的国度里，都是这样来的，且不说煮酒论英雄，有了酒也就开始了话题。农村里的人没有碰杯的习惯，有的只是看着对方，抬手端起酒碗各自喝了。生产队长也一样:叫你一声陶叔，然后就是闷了一小口。高粱酒比起自己家里的番薯酒来说，自然是不在一个档次上的，生产队长家里也和陶家一样，备了酒的虽然没有陶家这般的阔气，但也不是天天喝番薯酒。况且每个酿酒的师傅都有着各自的秘方，酒的香气，口感就有了不同的区别，若是年青的懵子，只管是大口大口得喝，分辨不出酒的内涵，但到了生产队这个层次，就对酒有了更多的体会，也对酒有了更多的认识。趁着炒蛋的热气，喝口酒吃口炒蛋，在当时来说也可以说是人生的美妙了。到了第三口酒的时候，陶宽爷爷还是首先打开了话题:听说很多地方早就开始了分田到户了，各自种着自己的田，除了交公家的，余下的都是自己的？真有这样的好事吗？有了酒的催化，生产队长也就慢慢得说出了缘由:我也是但公社里开会才听到的，至于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我也只是听说，据说最早的是在别的省，好像是安徽或者是另外的哪个省，我书读得少，加上坐得远，听不太清楚，会后听大队支书说的，确实是有人分田了。陶宽爷爷听的神情很是严肃，甚至还不忘朝门口看看，才对着生产队长说:第一个能分田的村庄真不怕事大的，大家都刚平静几年，安心过个日子，就有这样胆大的人，居然敢分田？生产队长面露微笑，再次端起酒碗看着陶宽爷爷说:喝酒喝酒，他们的胆大是他们的事，我们只要是公社里安排的，天塌下来也有公社里的人顶着。陶宽爷爷显然很赞同生产队长的说法，能分田是好事，不能分田也饿不着咱银井湾。在整个公社里，银井湾里田还算是比较多的，不只是分口粮比其他村庄要多些，就是到了年底的分红，最少也能在大队里站个前头，换做是公社里，也不会被拉到最后的位置上去。这一点，陶宽爷爷深有体会，而这些事情都是自己早年间帮着别的生产队做账的时候知道的，当时是不敢乱说，但到了这几年，整个银井湾里的情况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公社里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以此类推，情况只会越来越好，社员不愿出力种田也只是近半年不到的事。陶宽爷爷的话，对于生产队长来说，还是有着很大的可信度的，在人多的时候，陶宽爷爷几乎不会说这样的话，嘴算是紧的，但生产队长还是对着银井湾其他的生产队里的情况还是有些熟悉的，到了年底，大队里还是会通报整个大队里的生产情况的，至于整个公社的事，还是听着陶宽爷爷前几年情况，放到今天来说也不算过时。边喝边说，二人的情绪慢慢得有了提升，话也慢慢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