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了枪，白东方开始考虑怎样去报复一下新疆人，甚至于怎么把新疆人彻底赶出广州火车站，重振东北帮的雄风。不过刘涌在把玩那两支枪的时候，却无意中想出了一条栽赃嫁祸、借刀杀人的绝顶毒计，因为他看到了枪身上用钢印砸着的枪支编号。

大家都知道，警用枪支属于制式武器（不知道啥叫制式武器的可以去Google上搜索一下），每一支枪都是编了号的，一查枪号，就能知道配发枪支的单位，甚至是保管枪支的责任人。刘涌的办法就是，把从广州市公安局里偷出来的这两支枪，故意送给新疆人，然后再去公安局举报，点了新疆人的炮。光是这也就罢了，刘涌还亲自捉刀，在轻工业局的处方纸上起草了一份宣传疆#￥独的传单草稿，然后让宋建飞的手下拿着这份草稿，连夜去外地印刷了几千份。

当时在广州的新疆人，大都在三元里附近租赁了民房暂住，以至于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新疆村。宋建飞把那两支枪和几千份传单装在了一个编织袋中，然后让手下半夜去三元里找了个新疆人租住的大院，隔着墙把编织袋扔了进去。

第二天一早，刘涌去邮电局给广州公安局挂了个电话，多了他也没说，只是说他看见租住在三元里某个地址的新疆人手里有两把枪，一把手枪，一把微型冲锋枪。公安局当然不敢怠慢，立即派出刑警队协同辖区的派出所搜查了刘涌提供的这个地址。

大大出乎广州警方意料的是，搜查中不但找到了丢失的枪支和弹药，还发现了大量宣传疆#￥%独思想的传单。现场带队的是市局的一个姓杨的副政委，这位杨同志经验丰富，觉悟极高，立即意识到这件事已远远不是普通的枪案所能比，他当即让手下控制住现场的新疆人，他自己立即赶回了市局，亲自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应该是属于国家机密了，不是我这个升斗小民所能得知，何况即便是我知道，也不敢写出来啊，我可不想被请去喝茶。我只记得，刘涌给公安局打完电话一周之后的某天，广州市突然全城戒严，上万驻穗官兵、以及数千名警察同时出动，具体干了什么，我就不清楚了，虽然我也号称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经常被称作是主人翁。

戒严持续了整整一天，等戒严解除时，三元里的新疆村奇迹般的消失了，盘踞于此的所有新疆人，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是做正经生意的还是混江湖的，全部消失的干干净净。

多年以后，某次乘坐火车的时候，偶然遇到一个新疆人商人，此人汉语说的很流利，我们相谈甚欢。交谈中，我无意间提起了当年广州这次莫名其妙的大戒严，结果新疆人突然变的很激动，他眼里闪烁出泪光，告诉我说，当年他就在广州靠卖羊肉串谋生，尽管很苦很累，尽管被广州人看不起，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在广州至少能吃饱肚子，至少在生病的时候能买到药。可是不知为什么，戒严那天，所有在广州的新疆人都被强制押送上了返乡的火车。没有理由，没有原因，没有为什么，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所有人都得到了一张免费的车票。

他们被遣返回了新疆原籍。

当时我安慰这个新疆商人说，咱们要理解政府的难处不是？谁让你们有些老乡专干违法的事儿呢？要怨你就怨他们。

新疆商人沉默很久后突然又问我说：“请问，当年我在广州可没干过任何违法的事情，政府动用军队把我抓起来赶回新疆老家，依照的又是哪一部法律？”

面对这个问题，当时的我无言以对。我想，这是因为我法制观念淡薄、政治觉悟不高造成的吧？不知道你怎么看。

新疆人被政府从广州市清场后，火车站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权力真空，扒手们，野鸡们，还有黄牛们，突然处在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再也没有人去约束他们，没有人去“收税”，没有人去划定业务范围、平衡利益关系。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秩序的混乱。扒手可能会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大打出手，黄牛会为了争夺客户而竞相压价，野鸡们失去保护，可能会面临被嫖客赖账的窘境。

一个事物既然能够长久的存在，就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黑社会就是这样，黑帮制定着地下规则，维护着地下的秩序，在某些特定时刻和特殊的方面，弥补着主体社会的不足。也许这个世界真的少不了黑社会，真的需要黑帮的存在。也许，我们一直都是被黑社会统治着，只是时间久了，我们已经习惯了、忘记了。就像老话说的，胜者王侯败者寇。王和寇之间，是胜败的关系，并非正义与邪恶的关系。

广州火车站的权力真空没有持续几天，很快，宋建飞率领着他的弟兄们又一次全面接管了广州火车站，这是一次和平的权力过渡，没有流血，没有暴力。来自黑土地的二人转旗帜终于又一次在羊城上空高高飘扬，东北帮的黄金时代终于来临了。

自从1988年三月份之后，开始有大批的东北流氓去往广州这个桥头堡、中转站，继而走向全国各地，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当然，这话可能有点夸大了，但是无论如何，东北的流氓们，还是为新中国的黑社会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在神州大地随处可见的暴力拆迁中，最最活跃的那些身影，必定是东北流氓。